長干人

打撈沉沒的「春天」──寫給二十一年前的天安門歲月
　　2010年6月2日；自由時報－自由副刊D11版　　　　◎馬建

　　記得作家哈維爾面對蘇軍坦克彈壓了捷克民主自由思潮時曾預言：……二十年後的一代新人將因失憶而不知道坦克，也因為失憶而不知恐懼。那時，民主時代就會來臨。他的預言實現了。「你能摧殘花朵，卻不能阻擋春天到來」，這是規律。但捷克沒有集體失憶。哈維爾一代知識分子也整整為記住布拉格之春而抗爭了二十多年。與強權的鬥爭就是爭奪記憶。今天台灣迎來了民主時代，也是守住「二二八事件」的結果 。
　　但一九八九年北京的「六四事件」，遠比台灣「二二八」事件如此快速地被泯滅。從中國的圖書館到博物館，從網站頁面到網民的頭腦，甚至在百度網上試圖搜尋相關的任何關鍵詞，都查不到一點蛛絲馬跡。記憶和歷史被活埋在土裡。

　　　　文學要成為說實話的孩子

　　北京天安門事件失蹤了，那一段歲月如沉船潛入了海底。我寫《肉之土》，也成了在打撈記憶。如英國作家巴里（Sebastian Barry）在尋找被遺忘在孤島上的老姨媽。二十一年飛逝，但中國政府沒有放鬆警惕，依然夜以繼日地清洗著任何關於那個月的記憶。有很多記住或者悼念的人隨時被抓進監獄，目的只有一個，必須忘記，那一個月不僅要死亡，且必須從未發生過。那麼，通過小說去找回記憶，起碼要敘述這由肉變為土的真實過程，便是我寫作的原因之一。我也相信小說是政治性的，就算它離政治最遠的時刻。同時，小說又是逃離政治的，即使在它直接討論政治的時刻，因為文學道德是作家的思想資源。尤其是在「天安門事件」成了「皇帝新衣」，人們集體失憶的麻木時代，文學必須先要成為說實話的那個孩子。在人們以謊言繼續活著的社會，文學是反抗權力壓榨的呼吸之窗。一個社會可以有假食品、假代表、假法律、假訊息，但不能容忍假的小說詩歌。文學必須保存著人道主義的闡述，保存良知和思想，才會使記憶和歷史成為希望。
　　作家卡內堤曾分析過「群眾人」的意識形成：當人們經過政治恐懼的處理之後即成為極權的產品，也是極權最好使的專用工具。而一旦成為「群眾人」，個人思想者便成為群眾的敵人了。八九年六月四日之後的全國大清洗，就是多數參與學潮的人把同志捆送到了警察手中。
　　儘管經歷了天安門廣場的屠殺之後，人民和政府都失去了信仰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只剩下了一句謊言，但雙方還是如強姦和被強姦者都想保密而配合默契了。
　　在八九年的學潮以前是共產黨害怕作家，六月四日之後便是作家害怕共產黨了，他們只有與黨融為一體便不再恐懼，然後維持現有的政治秩序。另外，黨的意識形態快速轉為發展商業，也使人們愈來愈倚靠經濟利益了。房子可以更大、汽車更閃亮……被壓抑了多年的物質熱情，得以爆發，在這種爆發過程中，公眾暫時忘卻其他欲望，而政權也獲得了暫時穩定，奧運世博的召開使全國又陶醉在由窮變富的好心情裡了。這也許是一個浮士德式的交易，用富有換取政治上的順從。當作家的道德麻木之後，那社會就只能是一個金錢至上社會了。
　　台灣「二二八事件」被國民黨遮蓋了四十多年才重見天日。中正紀念堂己變成民主廣場。北京「六四事件」也許要等五十年，毛澤東紀念堂現正是全世界最空曠的廣場旅遊景點……但記住天安門廣場吧，因為唯有記憶才是屬於自己的遺產。我也相信離天安門事件愈遠，也就離真相愈近了。

　　　　但極權政府是沒有未來的

　　但極權政府愈強大，民間社會愈萎縮，甚至不會停下。目前己經到了公民喪失了任何表述的可能，網路禁止使用的詞語還在不斷上升。弱者只能去殺害更弱者幾乎成為中國風氣，但幼稚園慘案一再地指向道德水準下降的禍源——那就是天安門大屠殺。二十一年前，坦克輾平學生市民的肉體，也輾死了活人的靈魂。之後，國家極權終於吞掉了公民社會，走向僅開放經濟、娛樂甚至性產業的極端經濟發展，且關閉了在政治和思想領域發展空間，將社會的問題全部政治化，法西斯化，民族主義和反西方主義成為中國唯一合法的表達。反對獨裁，反對壓迫的寫作只能在體制之外成為「流亡文學」。沒有道德方向的流行文學正在走向全民卡通化。可以說中國愈是經濟富有，精神思想也就愈顯蒼白。
　　文學家柳宗元認為文學的根本目的是：明道。以文載道就是文學，就是見證歷史以明鑑，特別是在連空氣都是政治的「後六四時代」被黨化教育、思想監控、紅色洗禮弄得失去心靈，全中國幾乎都成了拜金主義的人質時代，文學無法「出污泥而不染」。
　　甚至在這種極為低級反抗之中，你只能比兇手更粗糙了。但反叛文學不能再次重複革命文學的老路，那就沒有勝者了。在這個世界都被中國政府綁架著忙於做生意的金錢時代，人類的文明正明顯降低了。而作家必須保持獨立思想，用真誠去觸摸靈魂，因為唯有道德意識才能抵抗財富的誘惑。
　　但極權是沒有未來的，蔣介石沒有，金正日和佛朗哥沒有，薩達姆也沒有，因為人類只有一個未來，那就是專制將從地球上消失。在一九八九年之後制定的政治遊戲規則正在走向終結。中國必須回到埋藏著死魂靈的天安門廣場重新反省，不然一個更為動盪的時代就會捲土而來。
　　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沒被丟棄在二十世紀，極權政府正巧妙地借來資本主義的溫床生存著，繼續將思想者關進鐵籠。這種由紅色專制往資本主義的和平演變，使中國變成了個四不像的雜交怪胎，而且正以其強大的經濟自信，擴大著他們監控思想的範圍。但愈是野蠻的時代，文學愈有生命力。謊言社會也正是作家創造真實的最佳時刻。
　　當肉軀己變成了土地之時，靈魂們便將自由地飛翔於夜空。

　　然而，我想要說的，並不是文學與政治的關係。而是想分享我畫了線的部份：在人們以謊言繼續活著的社會，文學是反抗權力壓榨的呼吸之窗。一個社會可以有假食品、假代表、假法律、假訊息，但不能容忍假的小說詩歌。文學必須保存著人道主義的闡述，保存良知和思想，才會使記憶和歷史成為希望。
　　之於我而言，文學是最純粹的事物，與政治有所牽扯，必然會產生某些偏頗。
　　我喜歡這個作者說的這樣一段話，寫論文章者，自始自終，都應該做一個說實話的人，不畏其他，只為良心。

　　現在的社會，要做到如此已是困難萬分，握有一支禿筆的人，更應該保有良知，看向未來，即便遠方的地平線猶斥著黑暗，我們也不該放棄。我們或許不能改變世界的結果，可我們能帶給人們精神的希望，而這就是，文學的力量。
　　魯迅在＜吶喊＞的自序中說及我們常有所聞的棄醫從文的緣故，其父親重病，魯迅典當了家中許多財物依然救不回父親的命，甚而從小康之家跌入困頓，他離開了母親，離開了大中國應有的科舉，在外人眼裡，他把靈魂賣給了洋鬼子，然而魯迅卻因進入洋學堂的機會，看清這世界還有更多的美麗的廣闊的知識。他正編織著美夢：我的夢很美滿，預備卒業回來，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，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，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。就在此時，他從教授的幻燈片上看見了：有一回，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，一個綁在中間，許多站在左右，一樣是強壯的體格，而顯出麻木的神情。據解說，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，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，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。
　　這一年他並沒有完畢，他開始感到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，凡是愚弱的國民，即使體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壯，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。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，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。

　　改變自己已經困難，更何況去改變另一個人，但我認為身為一名文學者，就像Mr.詹跟我說過的，不該關在自己的象牙塔裡，應該看得更遠、望得更深，並且存有這般的決心才行。
　　我相信這也是上蒼讓我們擁有這枝筆的同時，所賦予我們的，使命。